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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书记》里的郭永昌：我心中的改革开放四十年

2021-02-16 投诉 查看源网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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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浩导演2009年的纪录片作品《书记》的主角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政府官员，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县…

周浩导演2009年的纪录片作品《书记》的主角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政府官员，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县委书记郭永昌。影片记录了他调任前三个月的工作情况，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中低层干部工作中的许多不同方面。

郭永昌，男，1963年4月出生，西南政法大学79级校友，系信阳市选区选举的省十一届人大代表。1983年7月参加工作，历任漯河市司法局副局长、市外贸局局长，1997年7月任漯河市源汇区区长，2001年4月任漯河市源汇区委书记，2004年4月任信阳市委常委、固始县委书记，2008年2月至2009年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、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，于2009年5月被双规。

中国被划分为34个省级行政区域，它们是又由大约1500多个县组成。

我心中的改革开放四十年

作者：郭永昌

来源：导筒

母亲活着的时候，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，多亏了邓小平！多亏了邓小平！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她多亏了邓小平什么，她就去世了。这句话就成为一个永远的疑问。

不过，也不尽然。其实往深处想想，她这句话有着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和丰富的延展性。吃饱肚子了，多亏了邓小平；揣着电话到处跑，蹲在马桶上还能给老婆汇报工作，多亏了邓小平；吵架气休克了，一个电话召来救护车，多亏了邓小平……至于对我来说，则更具体。作为一介卑微到尘埃里的草民，找到一个县长貌美如花的千金做老婆，也是多亏了邓小平。

倏忽之间，改革开放就40年了。40年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，很多人都忘了。那个改变中国的人，也与我们渐行渐远，背影越来越模糊。前天我看到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写的一篇文章，《世上再无邓小平》，我就想，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我娘那句话的后边，也足以达到贾谊在《治安策》里描述的那种境界了：可为痛哭者一，可为流涕者二，可为长太息者六。

卑微如我者，心有千千结。有时候喝大了，也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。恕我寡陋，在我有生之年，知道的伟人几稀。但我想，几千年来能把中国带入世界并产生积极影响的，不就是邓小平一人吗？这个小个子男人身上所积蓄的智慧和力量，以及他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所给出的路标，才是吾国吾民最终的福祉。

一

在我们镇子上，我跟一个大队领导的儿子是同岁，也是同班，我们两个的关系也特别好。有一天下午我去找他，被这个干部挡在门外，他说：“今后你不要再来我家找我儿子玩儿了！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啊？”

“不为什么。”

我扭头刚刚离去，他就在背后恶狠狠地说：“就你们家，社会关系肮脏得像屎一样，今后还想当兵当工人上大学，门都没有！”

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，不大听得懂他的话，以为他又喝醉了发酒疯。回去学给母亲听了，母亲沉吟了一会儿，只淡淡地说：“以后别去了。”

后来慢慢的我知道了“社会关系”这四个字的厉害。上学之后就开始填档案，其中有两项，一个是家庭出身，一个便是社会关系。我父亲很小便被爷爷赶出家门，没有土地，因此我们家落了个“贫农”；但社会关系这一栏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填了。去问我姐姐，姐姐说，不要填了。我再问，她说，咱们的社会关系太复杂，没法填。

“脏”和“复杂”估计是一个意思。等慢慢懂事了，我才知道我们家的社会关系有多复杂。我大伯是会道门头子，历史反革命；我六个姑姑，分别嫁给了地主和资本家；我的舅舅家是富农；至于其他亲戚，几乎没有一个家庭出身是干干净净的。

我记得有一年，为了我大姐推荐上大学的事儿，需要找大队审批盖章。我父亲给中间人说好，请大队干部吃饭。父亲从几十里外工作的地方赶回来，精心准备了两天，弄了一桌丰盛的酒席。结果到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一个人都没来。父亲坐在院子里，看着一桌饭菜抽了一夜烟。

很多年后，我在一篇文章里读到，胡锦涛在甘肃省建委当副处长的时候，为了给文革期间被冤枉的父亲平反，专门跑回江苏泰县，在当地最好的饭店摆了两桌，想请书记县长吃饭，“中午11点多他就过去等着。12点过去了，1点过去了，他孤零零的一会儿站一会儿坐，一会儿跑到门口看看，一会儿跑进厨房去向厨师们道歉。一直煎熬到下午两点愣没有一个人来赴宴……胡锦涛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那里的。走在路上没人注意时，他才流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眼泪，发誓不再回这个让他想起来就心痛的地方。从此他将自己的籍贯从江苏改成了安徽。”

胡锦涛哭没哭我不知道，估计那天晚上我的父亲万念俱灰，欲哭无泪。

1977年，由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高考，取消了“政审”和“领导批准”，录取与否由考生的分数说了算。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这两项，首先从高考制度上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。从此开始，一个人的一生，完全靠自己的能力，而不再是靠出身决定了！

1978年，我一个姐姐考上了。1979年，我参加高考。因为第一科语文考试我晕场，一个多小时我就交卷出来了，因此也没抱多大希望。

有一天晚上，下着瓢泼大雨，我正在家里吃晚饭。突然看见我们学校的张老师冒着大雨跑了过来。他没打雨伞，浑身湿透了。我赶紧站起来迎出去。他就站在雨中，紧紧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：“你考上了，你是今年的高考状元！你的高考作文见报了，是满分啊！”

他是一个右派分子，也是因为恢复高考缺老师，刚刚才把他从下放的农村聘请回来。

这一幕，被我老婆写进了小说里。

二

我们镇子以寨内为镇中心，其余分为南头、东头、北头和西头，共五个部分。我们家住在西头，改革开放前，我们不知道我家与寨内韩家、北头韩家和东头袁家还有亲戚。东头袁家的老二，与我是同班同学，中间还打过几回架，互相骂得不可开交。

以上那几家，有的是我父亲的表亲，有的是我母亲的表亲。我问我母亲，既然都是亲戚，那时候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？

我母亲说，因为成分问题，各家的情况都不好，害怕互相之间受连累，所以很忌讳，就断了来往。

所谓“成分”，就是你的出身。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，你的成分就是农民，根正苗红；如果你不巧生在一个地主家庭，你的成分包括你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，都是地主。

而地主，还有富农、反革命、右派、坏分子，统称“黑五类”，这些都是贱民，只要戴上这些帽子，永世不得翻身。

我的这些亲戚，基本都属于黑五类。

姓韩的那家亲戚，跟我父亲是姑舅表，从血缘关系上讲，是非常亲的。我父亲的大表哥，也就是我的表大爷。是黄埔军校毕业，蒋介石先生的学生。当年他在云南抗日，找了我的大娘，一个云南大盐商的女儿。昆明解放前夕，蒋介石派飞机接他们。到了机场，我大娘忽然改了主意，说当兵跟着谁都是吃饭穿衣，何必逃到一个孤岛上去？于是他们就留了下来投诚解放军了。

从此，我大娘就为她的这个决定，付出了一生惨痛的代价：我的表大爷以及他的三个弟弟，都被迫害致死；我大娘带着三个孩子，生活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，受尽屈辱。一直到改革开放，国家摒弃和取消了“家庭成分”，使生活在共和国的每个人实现了真正的政治平等，才捡回了个人尊严。

因为“家庭成分”，我的很多亲戚不得不选择了近亲结婚，在那个时候，没有人会跟成分高的家庭结亲。我的大堂姐嫁给了我姑姑的儿子；我的二堂姐嫁给了她的姨表哥；韩家我的二表姐，嫁给了袁家我的大表哥……

在新中国的《婚姻法》中，明文禁止近亲结婚。三代以内的近亲婚配，因为夫妻双方有太多相似的遗传因子，后代无法从他们那里产生变异，有害基因将之传递给子孙，就会增加后代发病的概率。

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，遗传疾病大不过生存的渴望。

感谢上帝！我的这些亲戚的后代，以及后代的后代，都幸免于难。他们都很聪明、漂亮。后来我学了法律，才知道全世界很多地方并不禁止近亲结婚。日本、瑞典、澳大利亚、奥地、荷兰、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以及美国的十几个州、阿拉伯国家中的一半以上，都支持近亲结婚。

近亲婚姻出现傻子与出现天才的几率一样高。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

我们学校比我早一年的高考状元，家庭出身是地主，他快三十岁了也没找到对象。后来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、大他十多岁的妇女，正准备结婚的时候，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。

现在，他已经成为科学院某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。有一年同乡聚会的时候，我与他聊起了这段历史。他羞涩地回避着，王顾左右而言他，一副小心翼翼，怕被烫着似的表情。

我的同学说，他一辈子都没从家庭阴影里走出来，一直就这么战战兢兢地生活着。

三

我的母亲心灵手巧，是个远近闻名的裁缝，在最困难的环境下，她都尽量让孩子们吃饱穿暖。因此，我上学的时候总是穿得体体面面的，冬天有半大棉大衣，厚棉鞋，还有皮帽子，围脖。夏天上身是的确良白短袖，下面是深蓝色短裤，姐姐整天笑我打扮得跟贾宝玉似的。

因为穿这样的衣服，我徒增很多烦恼。要么是棉袄被人从后面剪个口子，露出白森森的棉花，要么是白短袖被人甩上了墨水，洇得背上像花狗似的。

有一次，我们班的一个班霸，蛮横地堵在教室门口，讥讽我道：“你威风啥啊，天天穿得比干部还烧包！”

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，每天拄着两根拐杖上学，谁稍微忤逆他，他就拿着拐杖上来揍你。

我气得哭着跑回了家，从此再也不穿新衣服了。这个优良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。新买的衣服，我一定会当成睡衣，在家磨成半旧才穿出来。

我的这个同学说的也没错，那时候从干部到老百姓，一律都是黑蓝两色的衣服，大部分都是自己织的粗布。当时有一首传遍大江南北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：

大干部，小干部，

一人一条尼龙裤，

前面是日本，后面是尿素。

染黑的，

染蓝的，

就是没有社员的。

估计日本1945年撤出中国后，首次回到中国来的就是化肥吧！日本产的尿素，就是比我们国产的好。不板结，施了之后肥效也好。装化肥的袋子，就被各级干部贪污，做成了裤子，穿着它骑在自行车上，迎风飘扬，那叫一个威武！不过，如果印染技术不好，穿不了两水就露出“日本尿素”的底子来。

资料上说，有一次毛泽东主席带着工作人员南巡，在石家庄停车后，他让放半天假，让工作人员去市内转转，体验一下民情。结果一个工作人员回来后，高兴地告诉他，她在商场排了半天队，终于买到了一块的确良！

这话让毛主席兀自伤感了半天，后来他跟周恩来讲，想不到我们革命几十年，群众连的确良都穿不上！

改革开放后，物资极大丰富，人民的衣装也变得丰富多彩。我娘的缝纫店生意兴隆，扩大了很多，还招了几个徒弟。她成为我们地区第一批万元户，还披红戴花领了奖。

有一次我回家去店里看她，有个人正在张牙舞爪地跟我娘磨嘴，情绪很是激动。原来给他做的西装，没有按他说的在后面开衩，嘟嘟囔囔不愿意。我看他是低我一届的学生，便说了他几句。我娘一边跟人家道歉，一边呵斥我。

想想几年前我们穿的大裆棉裤没有开衩，也从没嫌弃过。忽然洋装穿在身，就变得横挑鼻子竖挑眼了，不禁哑然失笑。

王小波说，没衣服穿的时候，能看出来谁是中国人；有衣服穿了也是；香港满大街的华人，一眼就能看出谁是从大陆来的。

四

在我们镇上，我家的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，还不至于天天饿肚子。隔一阵子我娘还会给我们改善一次生活，杀一只鸡，或者割一块肉。可是每次改善生活，我们吃的还没别人吃的多。我娘说，别人家都吃不饱饭，我们吃这么好，人家会说闲话。一顿饭做好，差不多左邻右舍要送个遍。

我娘爱吃，主要是她年轻的时候饿怕了。她经常给我们讲六十年代饿死人那档子事儿，说她跟我姥娘一起排队领吃的，排着排着前面的人忽然饿倒了，就有人把他拉到后面，收拾收拾扔锅里给煮了。这故事常常让我听得毛骨悚然，本来饥肠辘辘的，一点胃口都没了。有一次我问她吃过人肉没有。她矢口否认，说人肉会能吃？

很多年后，省里一所大学毕业的高中同学来看我。说起他们学校的一桩案件，一个炊事员把一个女生奸杀后，剁成肉馅给学生们包包子了。我娘在旁边插话说，那人肉恁酸，学生会吃不出来？

我看过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写的关于“信阳事件”的回忆录，那几年，仅仅一个信阳地区就饿死数十万人。

有一次在同学群里有个同学说，小时候无忧无虑，天天喝的纯净水，吃的绿色食品，哪像现在天天吃毒？

人是最健忘的动物。过去我们何时喝过纯净的水，吃过绿色食品呢？那时候农药四处泛滥，根本没人管。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找到1605、1059、3911、666这些剧毒农药，灭蚊灭蝇都是直接喷洒。我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，学校为了防止床铺生虱子，就在席子下面直接洒上剧毒的666粉。人一走进房间，熏得透不过气来。

每当下大雨的时候，我们都往河边跑。喷洒在庄稼上的剧毒农药被冲进河里后，造成鱼类大面积死亡。家家户户都捞很多毒死的鱼吃。岂止是这些呢？那些毒死的猪、病死的狗、瘟死的鸡都会被吃掉，人们没有关于疫病的常识，即使有，那些常识也抵不过人们的饥饿。

饥不择食。

那时候出门，必须要带粮票，否则有钱也吃不到饭，可见粮食紧缺到什么程度。即使大学供应的主食，也是只能喂猪吃的三年以上的陈化粮。我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，十来个同学约着去重庆琵琶山看夜景。回来的时候公交车都停了，饥肠辘辘的我们找到一家工农兵饭店，想吃点东西。可人家死活不卖，因为我们没有粮票。

五

上大学之前我没出过门，没见过火车，也没见过楼。在书上，看到“单元”这个词儿，觉得很洋气，很神秘。上大学之后，分到学校的东山大楼里，终于知道“楼”是怎么回事了，可以在楼里洗漱，也能在楼里大小便。楼能遮风挡雨，还不脏鞋，真好。

时间长了，也觉得楼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尤其是有时候去老师家串门儿，那些名满天下、在法学界呼风唤雨的老教授，六七十岁的人了，住在筒子楼里，每天往六七楼扛自行车、搬蜂窝煤，看着心酸。

在中国，知识分子不值几个钱，还老是关心天下兴亡，想想也够黑色幽默的。

大学毕业到单位，给我们四个大学毕业生分了一套小两居，两个人住一间，还被反复叮嘱，如果有军队转业干部分过来，我们得随时准备搬家。后来我结了婚，单位给协调了一间住室。这间住室是借人家市委党校的，离市区很远，在远郊。有一次我娘来看我，从汽车站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。她看到我就抱怨说，怎么这么远，相当于我去你姥娘家往返好几趟！

这间房子是五十年代建的砖瓦房，山墙只到房梁，上面都是通的。在第一间房子大声说句话，最后一间也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后来我用报纸把房顶糊了糊，看起来好很多。谁知道给老鼠搭建了一个平台，半夜三更他们轰隆隆从头顶呼啸而过。不过这些都能忍受，把门关起来，假装有个独立的小天地，好在多少还有点爱情垫底儿，日子倒也顺遂。

生我女儿的时候，父母非要让我们回去。那时候我爹在医院当院长，在医院分了一套房子。说是一套房子，其实跟我党校的房子差不多，几十年的老房子，四处漏风，还没电，晚上点着油灯睡觉。

我老婆没有受过这样的罪。每晚临睡前，她都打着手电，把墙上、床下，犄角旮旯里的虫子清理一遍。我女儿生下来之后，常常夜里大哭不止，她为突然降临到一个黑咕隆咚、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而悲伤和愤怒。一直到现在，她晚上睡觉所有房间都不让关灯，估计跟小时候受到的伤害有关。

家里通电之后，我爹专门打电话让我买个电视机送回来。不过在家里看电视也作难，没有电视讯号。晚上下班，我爹就找几个晚辈，轮流爬房顶上挪电视天线。他在下面一边喝着小酒，一边指挥着上面。有一次我回家，他喊了几个朋友陪我喝酒。正酒酣耳热，忽然听到房顶呼呼啦啦有上面东西砸了下来。开始以为是地震，出去看了，才知道在房顶挪天线那个人，把屋顶的瓦踩塌了，连人带瓦砸了下来。

六

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只有十六岁。后来我母亲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，那时候咋没想着找个人送呢？我从未出过远门，更没有坐过公共汽车。那情景虽然出人意料之外，却也在情理之中。毕竟送我一趟，来回车费得好几十块钱，差不多是我爹一个月的工资。

作为我来讲，那时候也没想到过让人送。后来我读到余华的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，深有同感，“于是我冲出了家门，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。”

可是事实上，我的旅途凶险颇多。我要先从镇子坐车到县城，每天只有一班车；从县城到省城，每天有两班车。然后再从省城郑州转火车，坐七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重庆。在任何一个地方错过车，我都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，要么在车站干等，要么在大街上流浪。

我背着比我还大的包袱，流浪也不是一件易事。但在车站干等，我倒是磨砺出了经验。每次放寒假，我都和我们班的王艳林一起，先乘重庆到汉口的轮船，“即从巴峡穿巫峡”，再转武汉到漯河的火车，再从漯河火车站前转汽车回老家。有时候火车到的早了，我们俩就把行李垫在屁股下，坐在零下十几度的车站广场等车。

后来我在那里当领导，去火车站检查工作。站长带我转着看的时候我得意地给他说，这个地方角角落落我都比你熟。他大为惊诧。我带他穿过火车站旁边的偏门，绕过一个小胡同，来到一个死角。我告诉他，过去我常常来这里撒尿，我们都抚掌大笑。

想想那时候，在这里撒尿，当时的感觉可能跟孙悟空差不多，“此间乃尽头路了……等我留下些记号，方好与如来说话。”

只是，青春已逝，如来未来。

七

把自己归堆为知识分子，实在是心虚得紧。看看网上公布的人家读过的书单，更是觉得无地自容。掐指算算，我这辈子没有读完过十本书。我读书基本上是喜新厌旧，始乱之，终弃之。

但是我每天又有读书的坏毛病，一天不读书就觉得白活了。有一天晚上，我读到深夜，突然失声痛哭。我老婆吓醒了，说半夜三更发什么神经啊。

我告诉她，我在读一本书，它的名字是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。我是被里面的很多细节感动了。那就是，邓小平在受迫害最困难的时候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向中央写信，不是为自己辩解，而是反复要求照顾好自己的孩子。他的孩子，比他自己，比他的事业，比国家的前途和命运，他都看得重。他是一个有人性的人，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普通的父亲。由一个有正常人性的、普通的父亲来管理国家，这个国家会不好吗？

我老婆说了什么我都忘记了，反正我记得她那天破天荒地没有呵斥我。后来她沉沉地睡去，我却大睁着眼睛等候天明。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有人昏睡，有人始终大睁着眼。